书生书话

会计分院   13级财务管理1班  王鼎 

如果有天堂，天堂应是图书馆的模样。

                               ——题记

    适逢前几日马尔克斯离世，恍然惊觉这个时代又少了一位天才，一位大师。当人们交头接耳充满好奇地谈论着马尔克斯与他的《百年孤独》时，我却不由地陷入了一种莫名的压抑的情绪漩涡之中。也许拉丁美洲的孤独，某种意义上也是全世界与全人类的孤独。

    我想我大概是没有读懂《百年孤独》的。在没有相当的精神强度与阅读积淀之前，读这样的作品无异于以卵击石。它就和《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喧哗与骚动》、《易经》、《管锥编》等这类书一样，使我感到一种巨大的焦虑与绝望。那是一种明知那山有宝却寸步难行的无力。不过这类书毕竟为数不多，而且读懂它们的也大有人在。

    老马的书是初中读的。那时候先是读了科塔萨尔和博尔赫斯，粗糙模糊地领略到了拉美文学的独特构造与新奇维度。科塔萨尔可能令人陌生，但博尔赫斯终究是不可不读的。这个在青灯黄卷的图书馆里干了一辈子的老头就是那么爱说冷笑话，还说得那么如假包换，仿佛时空都被他玩弄于鼓掌之中。马尔克斯则不同，这是个油滑又有性子的故事家，忠于生活，却热爱想象和冒险，在吃透了福克纳，卡夫卡与海明威以后，他还是选择了去走出自己的路子，用一种荒谬不乏从容的态度去靠近自己脚下这片伤痕累累的大陆。我记住了那个孤独的马孔多小镇，也记住了奥雷良诺上校的绝望。

    如果说初中是我阅读进程中的文艺复兴的话，那么初中之前的岁月则无疑是“黑暗的中世纪”。西方有一句谚语说的好：“你吃什么，你就是什么。”我倒觉得我如今成了这副模样可以归结为另一句话：“你读什么书，你就是什么人。”我也不知道自己该如何自疗自救，反正从小落下的病根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仍在向上生长，也许永远都停不下来了。黄山谷曾言：“三日不读书，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说的真是让人发怵。我也没好到哪儿去。小学那会儿由于生性安静（其实应该是孤僻），“不慕荣利”（其实是成绩差性子懒），整日喜欢借书消愁，仿佛成了“那个忧伤的小学生”。每天早晨去学校时都要为应该带什么书去看而磨叽半天。好像那些教科书都成了“侧室”，这些闲书才是让我相敬如宾的“发妻”似的。由于个头小，身子薄，基本是第一排的钉子户。这个位置可给我造成了太多的心灵创伤。每当老师上课提问题时那个低着头偷着乐，沉醉不知归路的小孩总是荣幸地获奖提名。有时候没回过神来老师走下讲台一声不吭一把拽出了课桌抽屉里面的“发妻”砸到讲台上，我便瞬时涨红了脸不展了眉，倒不是担心挨批评告家长，只是心忧她会如何处置我的书。还记得有一回我连续经过提醒之后仍不悔改，她便收了我的书并怒斥道：“什么时候你不看了什么时候你再来拿回你的宝贝吧！”我记得那是《麦田里的守望者》。

    我儿时并无甚特别乐趣。唯痴于书与琴尔。父母是正儿八经的知识分子，也是资深的藏书人与文艺爱好者。他们对我读书习惯与精神气质的影响无疑是不小的。父亲颇爱文学与军事，母亲则独爱历史与哲学。九十年代的家在印象中不过是现在的一间卧室，而那卧室中一半的空间则被两外表粗野，蓬头垢面的书柜占领。而这狭小的空间倒也令人心生依赖。每当父母在书柜背面做菜或闲谈时，我则坐在一张小木凳上津津有味地读着。昏暗的白炽灯发出的光常令人疲惫，我也不出意外地早早近视。不过张爱玲说过：“读书的唯一缺点是使我近视加深，但还是值得的。”也许某些时候肉体感受在精神体验面前不值一提。

    当然了，你不要去期望一个小学生可以自发地喜欢上那些脱节于他们年龄层次的书。我也不例外。当父母推荐我读四大名著，四书五经，二十四史，莎士比亚的时候我也曾心生不满与排斥，这些晦涩枯燥，不知所云的大部头仿佛让你光就吃着半生不熟的饭，毫无食欲还容易消化不良。有一段时间我也迷上了“那些无知的小学生”喜爱的那种小人书，小漫画，好像这些东西才是我这种年纪应该看的，它们充溢着视觉的刺激与生动的趣味，使我渐渐上瘾。只是一段时间过后，我开始感到了种种的不适。好像有一种东西在内心膨胀，使我愈发浮躁。我不再会在上课时偷偷地干着“不法勾当”，却习惯于与前后左右交头接耳，谈笑风生。我也不再会在放学之后径自回家然后沉溺在那个世界，而是呼朋结伴，吃喝玩乐。我渐渐注意到了自己的这种变化，从起初的不以为意到后来的扭转回头，这其中隔着一段很长的意识轮回，也使我早熟地学会了自我审视。

    普鲁斯特说过：“人各有自己孤寂的城堡，在自己的领地，日出日落有自己的频率和作息。”在经过了“中世纪的黑暗”与“文艺复兴”的曙光之后，我迎来了真正意义上属于自己的读书的“启蒙时代”。也即是高中。

    我高中的开始并不如意。因为中考的失败，我没能进入自己理想的学校，因而心中多少带着几丝不甘与失意。在那样一种介于怅惘与懊丧的状态下，我决心去重塑另一个自我，彻底地为了前程去争取一回。日复一日，我开始沉浸在功课与考试中，看着自己的分数水涨船高，我自以为这才是自己的正道。直到文理分班之后，我遇见了那个开启我“启蒙时代”的人。他是我的新语文老师。此人乍看便与众不同。总是歪着个脑袋斜着个眼，好像那个特立独行的王小波。他上课总贯彻着一种“实质大于形式”的理念。实质是啥呢？是讲他想讲他觉得应该讲的东西。形式又是啥呢？不用说你也能猜到，是那些正常语文老师上课应该讲的课文分析，重点讲解，考试技巧云云。每当他经由一道题溯回到一个人，一本书，一个事件，一个时代时我总能不由自主地感到内心此起彼伏的共鸣以及于脑海中发生出抽茧剥丝之后的回忆。他上着卡尔维诺的《牲畜林》，讲起《看不见的城市》与《寒冬夜行人》，我嗅出了卡尔维诺与博尔赫斯的相似的无限与无序。他读到：“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时我竟然有一种欲泪又止的反应。也许是对宋濂这种登峰造极的书痴有一种敬畏之感。也许也是对自己曾经的体验感到了无比怀念与无比陌生的失落。他说起“娉婷”这个词时在黑板上写下了《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举目问道：“有没有人知道这是哪个人写的？”四座无声，我小声地应答道：“林徽因。”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带我们游荡在广阔无垠的人文世界，用一种偏执与诚挚的方式推着我们去见识什么才是真正的语文。我开始从起初的怀疑过渡到接受，最终不得不缴械投降。我不能说服自己远离读书，它就好像自始至终都是我生命轨迹的一部分，我无法回避。我很快和他交上了朋友。每当我询问完课内问题之后，我们总会对坐着谈论着那些人与书。他偶尔会点上一根烟，泡上一壶茶，烟雾与茶气环绕相拥，阳光时而照进来时而又躲回去，仿佛不愿打搅我们的游戏。他钟情俄国文学，我便会投其所好地提起屠格涅夫、高尔基、托尔斯泰、叶赛宁、茨维塔耶娃、车尔尼雪夫斯基、索尔仁尼琴……当然还少不了我挚爱的陀斯妥耶夫斯基。我则多涉猎于英美文学，他会报出许多我并不知晓或仅有耳闻的名字，比如斯宾塞、纳什、弥尔顿、菲尔丁、布莱克、罗斯金、梅瑞迪斯、霍桑、亨利、德莱赛等。我自然也会投桃报李如数家珍地与他分享我钦慕的那些人：狄更斯、毛姆、奥斯丁、哈代、艾略特、戈尔丁、惠特曼、塞林格、福克纳、菲兹杰拉德、海明威、马克吐温、麦卡勒斯、卡佛、杰克伦敦……他曾邀请我去他家做客，最让我惊讶的还是他家那间古朴典雅的书房。近万的藏书舒舒服服地在干净宽阔的书柜里休养生息，我打趣地调侃他道：“先生何至痴于此？”。

    于是乎我又回归到了过去的那种状态。只是经过他的“洗礼”与“启蒙”后，我变得更加“杂食”。我开始去触碰那些从前毫无兴致或望而生畏的“硬书”，比如哲学，历史，文化，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与以往不同的是，我不再将读书视为一种生命的乐趣，而将之作为我生活的本能。也许这是我“病况”加深的写照，但我愿意慷慨赴难。每当从白日里繁杂生硬的应试训练中脱身出来之后，夜晚常常是一天中我最为期待的时光。夜愈深沉，愈能见到星光。月光披洒在书桌上，好似在指引我向那更深的世界走去，没有声响，好像只有一个小孩在海滩边安静地拾着美丽的贝壳，偶尔会仰头凝望那轮朗朗皎月。

    也许你会说我的世界不免太过单调，只有读书，学问，音乐，艺术这些虚无缥缈的令人有距离感的东西。的确，我承认这些东西离我们的现实世界似乎有些遥远了，但这并不能成为我应该将之遗忘的理由。纵然尼采有那令人震颤的勇气喊出：“上帝已死”，我想我还没有足够的准备喊出：“文学已死”“艺术已死”或者“书籍将死”等类似的话。有朝一日它们真的会死吗？我不相信。我不知道我们这一代人，也就是九零后，可否称之为“迷惘的一代”。我们又有什么迷惘呢？生在这么好的一个时代，社会安稳，经济富强，网络发达，言论自由。既不用担心明天有没有饭吃，也不用担心明天有没有学上，我们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我不知道。毛姆写过这样的话：“大海总是那么平静，沉默无言，声色不动，你会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不安。我总觉得大多数人这样度过一生好像欠缺点什么。我承认这种生活的社会价值，我也看到了它井然有序的幸福，但是我的血液里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渴望一种更为狂放不羁的旅途。因为这种安详宁静的快乐中有一种叫我惊惧不安的东西。”也许他说的并不过时。在获得了基本的生存条件的前提下，人应当跟从自己内心的召唤，去追求自己渴望的东西。但现实状况似乎不那么理想。物质文明的迅猛进展带来的不仅是生活条件的巨大改善，还有精神沙漠的巨大蔓延。这个时代即使有大师，也许也会被活活渴死。萨特说：存在决定意识。你无法拒绝环境，因而难以回避环境对你的影响。但我仍选择捍卫自己的精神王国，继续笨拙执拗地读下去。加缪说：“荒谬是无从消除也无需消除的。”我想，即使西西弗斯永无止境地重复着在他人看来毫无意义的苦役，他依然是幸福的。因为他知道这是属于他的自由。

    此刻，我将搁下笔，在我熟悉的图书馆的老位置，继续找寻着属于我的自由。